汶川地震失独者：“永远都忘不了，除了死”(图) - 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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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013

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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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都忘不了，除了死。”5年了，面对丈夫的劝慰，失独母亲陈玉娟还是哭了。
2008年大地震后，她失去了唯一的女儿。那是一个乖巧美丽的娃娃，她的掌上明珠。此后，因为健康状况，她无法再生育。
资料显示，汶川大地震后，有三成丧子母亲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再生育，成为无子母亲。时间流逝，她们的伤口一直隐隐作痛：没了孩子，整个家庭失去了寄托，陷入茫然；有人夫妻关系恶化，继而离婚。此外，他们还面临着贫困、失业、养老等问题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
这是受地震创伤最深的一个群体。他们异常敏感、自卑，自我封闭。任何善意的安慰，都可能触及他们的痛处；出现在视野中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能刺伤他们的眼睛。
我们关注这一群体的震后康复过程，希望能寻求途径为其提供更切实的养老和医疗帮助、更细致的心理服务，帮助他们减轻伤痛，重新寻找生活动力。
无法释怀的疼痛
2013年4月下旬，在都江堰的一个普通高层，46岁的王甫军小心翼翼地展开女儿的奖状。
这是他地震后从危房墙上抠下的两块碎片，勉强拼出一张完整奖状的三分之二：“王玲同学，2006-200……三好……特此表彰……”。
5年前的大地震带走了他的女儿王苓。料理女儿后事时，小偷趁乱入户，偷走了这个残破家庭值钱的财物。只有王苓的奖状和多本相册被剩下来，成为这个家庭最珍贵的纪念。
打开相册，王甫军心绪复杂地翻看女儿的影像。呆坐在他一旁的妻子傅蓉，也拿起了一本相册，脸上看不出悲喜，一片茫然。
这些年来，她的神情，一直停留在5年前看到女儿遗体的那个瞬间。
那是2008年5月13日早晨四五点，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新建小学的废墟旁摆着几十个死去的娃娃，家长在其中扒拉自家孩子。王苓的舅舅突然说:“在这儿！”
11岁的王苓被找到了。她安静地躺在同学旁边，身上没有伤口，仅脚踝处有一处淤青，口鼻耳满是沙——她是在废墟中窒息而死的。她所在的新建小学五（一）班60个学生，死去的有56个。
看到女儿的遗体，傅蓉定住了。天空下着大雨，傅蓉的母亲练仕如在一旁大放悲声，傅蓉却一声都哭不出。家人找矿泉水给孩子洗脸，找床被子把孩子盖上，傅蓉一动不动。拉着女儿离开时，练仕如发现，她已经无知无觉。
几天后，新建小学的孩子被集中火化。不顾家人阻挠，傅蓉执意要去火葬场。傅蓉看着女儿，还是木然的表情，“疯不疯，癫不癫”。练仕如边哭边劝女儿：“你哭嘛。”没有任何反应。傅蓉什么都不晓得了，像是一块木头。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王家在公路边搭简易棚住。外来看望的医生和志愿者络绎不绝，除了一个志愿者，傅蓉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有医生告诉练仕如：傅蓉的眼神不对了。要好好守着，别让她乱跑。
一晃，5年过去了。因崩塌而裸露的山体再度萌发了新绿，人们的简易棚换成了板房，又换成了楼房，只有傅蓉的情况依然如故。她寡语，少笑。在日常生活中，家人问一句，她答一句，从不主动沟通。
她的双眼总是通红——长期失眠，这是震后失独母亲的普遍症状。为照顾女儿，老太太练仕如在地震后搬来与小两口同住。她带女儿去云南旅游散心，半夜几次上厕所，都看到女儿醒着，大睁双眼，不知道在想什么。
每天清晨，她带着女儿去家附近的体育场，跟中老年人跳坝坝舞。傅蓉做不好，有人发笑。母亲就指指自己的脑袋，人们心领神会。
回家后，傅蓉常呆坐在电视前，屏幕中再好笑的情节也引不出她的笑声。家人让她打毛线分散注意力，她乱戳两针，扔到一边。洗衣裳，过一次水就晒。有时练仕如帮着洗澡，傅蓉看到自己的剖腹产伤口，“心头又难受”。
对于以上种种，练仕如有时非常生气。实在看不下去，她就严厉指责女儿：“那么多人没了娃娃，都没像你这样子！”傅蓉沉默垂泪。再说，女儿就转过身去。练仕如无计可施。
练仕如有时也会对女婿王甫军不满。失去女儿后，性格开朗的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住在板房时，早晨一醒，他就开始呼号，那是一种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哀鸣，“就像鬼激到了”。他还用手猛烈捶打板房，板房几乎要被砸垮。
王苓喜欢照相，留下的照片不少于1000张。王甫军把它们扔在抽屉，几乎不敢看。他甚至删掉了手机上的女儿照片。一看到这些，他就想起她在学校废墟下挣扎的情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她咋想？”
在内心，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女儿：“我们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她却走得那么早。”
他有着深深的自责——如果自己能干一些，多赚点钱，把女儿送到好学校读书，情况也许会不同。他和妻子都从当地企业下岗多年。地震之前，他做着走街串巷的小生意，妻子是家庭主妇，经济情况不怎么好。
地震后，他和妻子住进了新的安置房。王家以前的房子在市中心，有68平米。地震后，按照政府规定，70平米内免费，其余面积补差价，王甫军补了一些钱，换了一套城市边上90多平米的高层。差价和简单装修的钱，主要来自女儿的抚恤金。
这让他更加自责：“什么都是女儿给我们拿生命换来的，我们在这儿享受。谁能接受？”
再生育失败
如果说丧子是对普通家庭的一个重击，再生育的失败，就是对他们的另一个重击。
“她们不断治疗，不断产生希望，不断失望，好像被反复灼烧。”都江堰扶助丧子母亲NGO“妈妈之家”的创办人、心理援助专家刘猛说。
地震后的第二年，在41岁的高龄，傅蓉怀过一次孕。
傅蓉身体不好，在女儿降生前流过两次产。婚后第5年，她才第三次怀孕。那年夫妇两人分别30岁和29岁，在当时的都江堰算是大龄了。
怀上女儿王苓后，她天天吃药打针、卧床保胎，被全家人像熊猫一样保护。女儿在1997年降生，足足8斤重，白生生，胖墩墩，还在舔嘴唇。两夫妇笑成了一朵花。
大地震后，王家急切地想再要一个孩子。当时政府启动了再生育工程，遇难学生家长一律免费医疗。当年，傅蓉去取了环。2009年，她怀孕了。
王甫军对此非常高兴。但他发现，傅蓉未从失去女儿的悲痛中走出来，“没太在乎”。去成都检查，医生说，傅蓉的情况容易宫外孕，要求做B超。做B超需要多喝水蓄尿，傅蓉执意不喝，没查成。
怀孕到四十多天时，傅蓉流了产。医生把掉下的肉块挑给练仕如看：“还是双胞胎。”王甫军的心，一下子变得冰凉。
清宫手术结束，傅蓉被送回家，此后一直月经不调。一年多之后，她绝经了。这意味着，她再也无法做母亲。
流产在失独母亲中并不罕见。和傅蓉住同一个小区的李梅，在震后流产3次。
2009年8月，她第一次流产，胎儿已经有6个半月。
2011年，她两次怀孕。保胎针打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医生甚至一度没法下针。但每次怀孕到一两个月，胎儿就停止了发育。最后一次流产，她差点因此丧命，从此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一次为低保问题去找镇长，爬4层楼，她中途歇了两次。
“再也不敢（怀孕）了。再掉一次，身体更受不了。”她说。
医生告诉她，流产主要是因为心情不好。
“我们的心情基本平复了。”李梅和丈夫表示。
“你们只是表面平复了，心里肯定没有。”医生说。
“到地震4周年，她们基本上已经绝望，但是还有一些人心有不甘。所以在地震后的第5年，无子家庭会更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将被确定无疑地打上烙印——‘我们不会有孩子了。’”刘猛说。
无从填补的空虚
对王甫军来说，伤痛是不可能消失的，它悄无声息地潜入心底，然后在很多偶然场合突然撕扯着自己：看到别家孩子会想起，走过和女儿经常玩耍的地方会想起……他再也没有去过新建小学旧址，那里现在是一个大型商场，车水马龙。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映秀的陈玉娟夫妇身上。他们11岁的女儿在映秀镇中心小学遇难，学校震前是危房。现在，小学的废墟基本被清除，只剩下一根旗杆和几块草坪，这让夫妇无法释怀。
妻子去过一次半山腰的“汶川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一上台阶就两腿发软。从此，每年清明都是丈夫一个人去祭奠。
这些年里，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减少。
失子之痛，刻骨铭心，非亲身经历的人无法体会。地震之初，丧子家庭本能地抱团取暖。但随着震后再生育家庭的增多，无子家庭逐渐不愿与前者来往。“你不喜欢看见别人抱娃娃，觉得不舒服。”陈玉娟哭着告诉记者。
偶尔，两个群体也会一起出现。这时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不同：再生育母亲的表情和笑声自信放松，无子母亲的神情则忐忑不安，透露出凄惶、局促和自卑。
“中国母亲很少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意识，她们整个的生命价值就是把孩子养育成人、光宗耀祖。没有了孩子，母亲面临的是一种生命价值感的问题——她已经不知道为谁而活，挣钱给谁花，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刘猛说。
而失独家庭之间也逐渐少了联系。李梅参加过失独家庭的聚会，大家一说起孩子就眼泪汪汪，这让她心里难受，不如不见。
以往熟悉的人际交往圈子也荒芜了。“你走出去，好像人家就同情地看着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别人不说，你都觉得很压抑。”吴晓说。地震中，她在聚源中学初三读书的儿子丧生。
为了躲避伤痛，吴晓和丈夫远离家乡，去往成都打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她觉得呼吸相对容易一些。在成都，她从不与外人谈论儿子——无论是同情，还是“做了缺德事遭天谴”的恶意推测，都是她无力承受的。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就是麻木地活下去。”她说。
节日对丧子家庭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时他们一般都呆在家里，很少走亲戚。“我最讨厌过节。别人合家欢乐，有说有笑，对我们是一个打击。“陈玉娟说。很多来自亲戚的安慰，甚至是一种伤害。
没了孩子，时间骤然多了起来，多到无从打发。
为消磨时间，李梅帮人卖过一阵衣服，其中有昂贵的貂皮大衣。但流产后，她的记性越来越差，尽管很留心，貂皮大衣还是被偷走了三件，她用了多月工资才还清。
陈玉娟以前是家庭主妇，现在仍然如此，每天在家做三顿饭、上网、打游戏“混日子”，电视一看就到半夜。丈夫一下班就回家坐在电脑前，反复看女儿生前的照片。那是他一张一张扫描进去的。每次妻子看到，心里就难受得要命。
“她好像还没去世，还在我身旁。” 陈玉娟的丈夫打开一个手机视频，放给记者看：“这就是我的娃娃。” 一个模样俊俏的小姑娘蹲在花坛前格格发笑。他深深地凝视着她，而她永远不能再活过来了。
曾有不知情者问他：“你娃娃多大了？”
他答非所问地回复：“出国去了，英国。”听得懂的人会明白，听不懂的，就以为他的女儿真的出了国。
“没有目标了。现在好像一切都成了泡影了。”丈夫怅然地说。在亲戚帮助下，他为女儿建了一个纪念网页。坐在电脑前，他打开网址，动了动鼠标。
“点一朵花。”他笑着说。
谈话间，陈玉娟又哭了起来。“哎呀，不要哭。都5年了，该忘记的要忘记，只要你心里时刻有这个人。”丈夫安慰道。
“我永远都忘不了，除了死。”妻子流着泪说。
陈玉娟与丈夫感情深厚，相互扶持。而在很多失独家庭，夫妇的婚姻生活危机四伏。
吴晓的一位好友，地震后无法再生育。丈夫与她离了婚，另组家庭，又生了孩子。孑然一身的她于是拼命开了几家小店，让自己忙起来，忘记一切。
“女人不能生育，男人不能接受。但是男人不能生育，也许女人就可以原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受了很大的伤害。”吴晓感慨道。她的婚姻也在风雨飘摇中。
但也有例外。王甫军就从没想过离婚，尽管他与妻子已经无法交流，相处很累。
“我撒手离婚，肯定还是能离，就是我看着她可怜。”他说不会抛弃妻子，“毕竟要看在女儿的名下”。
2013年4月中旬，“妈妈之家”的心理咨询师李沛来到王家，进行家访。
她发现，傅蓉在女儿死后表现出精神症状。但她一开始没敢把这个判断告诉王甫军和练仕如——家里一直认为，傅蓉只是抑郁。
在李沛和刘猛劝说下，家里终于同意把傅蓉送往专门的医院检查。
李沛问傅蓉，还想要孩子吗？
“想要。”傅蓉答道。在这一刻，她的神志似乎是清醒的。
寻找新寄托
没了孩子，一些失独家庭开始重新寻找新的寄托。
李梅养了一只深棕色的小泰迪，小狗颈上带着一撮胎生的白毛。它是从一家美容院买来的，花了600元。这是这个家庭第一次养狗。
丈夫戴兴奎想给它取名“小乖”，李梅不肯，执意取名“多贝”。丈夫后来才领会过来，“多贝”，就是“多一个宝贝”的意思。他没忍心在妻子面前说破。
两人对小狗昵称“贝贝”，自称“爸爸”、“妈妈”：
“贝贝，爸爸去做饭，想不想吃？”
“乖乖，再去窝窝里睡会儿，等妈妈再睡会儿。”
“贝贝，回家了，不耍了。”
……
有的时候，两夫妇觉得贝贝听得懂他们的话。这只小狗聪明调皮又黏人，一听到爸爸下班的电瓶车声，就赶紧到门口去接，尾巴摇得像电扇。这给了戴兴奎莫大的安慰。
两夫妇像爱孩子一样爱这只小狗。李梅剥花生，自己吃一颗，贝贝吃一颗。丈夫上班累了，煮两个鸡蛋吃，精华部分——蛋黄，都留给贝贝。
贝贝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它可以把一根面从头吸到尾，哧熘一声吃光，引来笑声。
慢慢的，李梅发现，自己“好像是不一样了。和之前比，心情好点了”。早晚遛狗，她还在小区里认识了一些狗友。
一天，她在路上遇见傅蓉，平时几乎没有笑容的傅蓉，竟然对着贝贝笑了。
李梅开始劝说王家养狗，称这会有助于傅蓉的病情。看到卧在李梅臂弯沉睡的贝贝，原本不愿养狗的练仕如和王甫军都动了心。
而在都江堰的聚源镇，人到中年的徐伯清和党孟两夫妇，又从零开始，重新养育一个婴儿。
孩子是抱养的。中介人告诉他们，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小女娃子”，即未婚妈妈。徐家支付了几千元“营养费”。
两夫妇原本想领养一个女孩，那样以后开销小些，女孩也更贴心。但当这个男婴突然到来时，两夫妇欣然接纳了。
孩子在出生第二天被抱到徐家，体重只有五斤多。那是2012年寒冬，看到的人都怀疑孩子会夭折，问徐家夫妇：“带得活不？”
“带得活。”党孟说。她格外精心地照料他，怕冻着，她每天把他搂着睡，一个胳膊压麻了，再换一个。
怕政府发的奶粉质量不佳，她第二天就去商店买了300元一罐的林芝羊奶粉。孩子吃得少，隔一个多小时就饿哭了。在最开始的半个月里，她一晚上得起来五六次。
养孩子花钱如流水。在他半岁之前，光奶粉钱和尿不湿等费用，一个月要2000元，这对徐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徐伯清的工作是安装房屋水电线路，收入不稳定，党孟一个月只有130多元低保。两夫妇就给自己打气：大不了节约一点，再努力挣一点。
党孟也会情不自禁地对比：以前儿子生下来6斤多，吃母乳，40天就长到了11斤；现在孩子吃奶粉，体质孱弱，去过几次医院。以前儿子主要由母亲带，现在母亲八十多岁，一切只能靠自己。
但无论如何，生活终于有了奔头。“管他的，就当是自己亲生的。很多时候，我把对原来那个娃娃的爱，放在他身上了。” 党孟说。
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不同——不敢打，怕被人说。现在这个男孩一看就被宠坏了。党孟也知道这一点，但她又无法克制宠溺，要什么就给什么。“你说不心痛他又心痛哪个嘛。”她有些无奈。
她有时还是会心酸。4月的一天，她带着孩子遛弯，两个邻居向她打招呼：“带孙儿？”她一时气结，径直走了。
她忍不住想，如果没有地震，她1993年3月20日出生的儿子今年已经20岁，该说媳妇了。
与党孟相比，吴晓的收养过程没有那么幸运。有一户贫困人家曾经想把超生的孩子送人，但开出了苛刻的条件，并要求支付3万元。求子心切的她和丈夫同意了。到了最后，对方反悔了。
也有母亲排斥收养，比如邱姐。她的儿子在映秀遇难后，有人劝她领养。但她说，别人的娃娃不如自己的好。
她怀儿子时做过一个梦，梦见一条小白龙。儿子去世后，熬不住思念，她去了一个寺庙，央求庙里的和尚帮着看儿子现在在做什么。
和尚说，你的儿子是井龙王的娃娃，回他爸爸那里去了。
想起自家老屋里的一口老井，再想起怀孕时的梦，邱姐宽心了一点。
养老是失独无子家庭最大的烦恼。听说女性的退休年龄可能会从50岁推迟到55岁，母亲们忧心忡忡。而看到飞涨的物价和手里越来越薄的票子，她们担心，以后的退休金是否能够保证基本生活。
在网上看到失独家庭报道，陈玉娟深受触动——没有子女签字，连养老院都进不去。
她带点赌气地对丈夫说，等以后动不了了，就自己死了算了。
这话被丈夫打断：“你怎么去想那些呢？自己现在好生活就对了。养老院？我才不会去。”
“你动得了的时候是不去，你动不了的时候看谁管你。靠侄儿，靠得住吗？都是独生子女，他管自己的爸妈都管不过来。再说，有钱他管你，没钱呢？”妻子尖锐地说。
“他肯定朝着你的钱看。”丈夫附和。
然后是一阵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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