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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013
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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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距2008年汶川地震近五年后，这场不期而至的灾难再次让四川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地震发生以后，报纸、网络、广播、电视、杂志等媒体上都是关于此次地震的消息，地震现场、灾难图片、救援消息通过这些媒体源源不断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新闻媒体的强势介入，在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之余也受到了批评与质疑。“我们的报道过多地集中在救援动态和感人事迹上，而忽略灾区需求的信息反馈。灾难报道应当成为救援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给政府统筹提供参考。”4月21日早晨，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一条这样的网友意见。
800平方公里，1000多名记者
“目前在芦山地震灾区的记者超过1000人，密度大于汶川大地震时期，对灾区救援工作造成一定影响。”4月23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侯雄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据侯雄飞介绍，这1000多名记者，包括在宣传部门有登记的境外记者170多人，有登记的境内记者800多人，还有一些没有与新闻宣传部门联系直接进灾区采访的媒体记者，估计大约有100余人，这还不包括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
如此高密度的记者已经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县城只有这么大，现在城内有大量的志愿者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救援力量。大量人和车的到来，让芦山安置压力很大。”芦山县民政系统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感谢新闻工作者不怕苦不怕危险的精神，现在的新闻报道已经很充分了，我们理解记者的辛苦和爱心，也希望记者能理解救灾人员需要更大工作空间。”
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地区、各有关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团体，未经批准近期原则上暂不自行安排工作组和工作人员前往灾区。对于灾区确有需要的，国务院办公厅将统一作出安排。
“这份通知是为了保障现场救灾秩序的必要做法，是为了使灾民损失最小化的理性措施。包括媒体、志愿者在内的社会力量必须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切忌好心办坏事。”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说。
同是灾区，有些是“香饽饽”，有些则被遗忘
此次地震报道，除了记者太多，媒体的扎堆报道同样也备受诟病。扎堆报道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有些灾区成为了媒体的“香饽饽”，一举一动都见诸媒体，而另外一些灾区则受到冷落，甚至被遗忘。
对于这一点，灾区的人更深有体会。“同样是灾区，因为不在震中芦山县，新华乡的关注度被削弱了很多。”天全县新华乡党委书记张泽刚曾向媒体介绍，地震发生以后，到达新华乡的救援队只有一个20多人的小分队，地震后本来有一支300余人的武警警官学院救灾队伍来过，但很快就被派往宝兴县，“我们是被遗忘的角落。”
根据23日的灾情报道，天全县15个乡镇，5人死亡，2人失踪，1215人受伤，公共设施、道路、桥梁、电力设施等受损严重。新华乡全乡2210户人家，房屋100%受损，90%的住房破坏严重而无法居住。而在天全乡的城厢镇，“三四千人，只来了8顶帐篷，外界对城厢镇的灾情了解得还不够。”天全县城厢镇居民于志华说。
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海明用“救灾盲区”一词来形容天全县新华乡的遭遇。“媒体采访喜欢扎堆，一家媒体的记者到了哪里，其他的记者便蜂拥而至。一些未被媒体采访的盲区，由于外界不了解情况，加之当地受灾的地方不熟悉媒体，最终变成‘被遗忘的角落’。”
有感于此，4月22日下午，刘海明在微博上写道:“我们的媒体，只看央视直播做的地图，一直忽视了天全这个县，就像当年忽视北川一样。救灾，主要看媒体报道，报道了哪里，领导去了哪里，哪里才有救援和救济。”
刘海明说他发这条微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从而避免2008年汶川地震的悲剧再现，“2008年的汶川地震，其实甘肃、陕西的灾情也很严重。只是因为四川的曝光率高，所以得到了很多帮助，其他地方获得的救助其实很少。”
“在某种情况下，没有声响的地方却是真正的灾难发生的地方。有些记者总希望听到有哭声、认为人多的地方，最严重。”刘海明说，“媒体喜欢扎堆，但灾难现场的记者又不善于去僻静的地方寻找新闻线索。不主动寻找题材，同质化报道的泛滥不仅浪费着新闻资源，而且误导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希望记者能够离开媒体扎堆的区域，去寻找真正有新闻价值、有救援价值的新闻。”
什么才是地震报道的主角
雅安地震发生后，先后涌现出“最美新娘”、“嗓音沙哑的主持人”、“巨额捐款”的相关报道，这些报道一度成为各大新闻网站的焦点。
“在雅安地震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报道，过多地集中在救援动态、一个个感人的英雄事迹上，而灾民的状况和灾区需求却往往被一笔带过，沦为配角。”喻国明在微博中发出了“让‘我们’隐退到灾难报道的背后，让灾民和灾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议题成为报道的主角吧”的呼吁。
刘海明认为，媒体首先要传递灾情，特别是那些最危急的信息，比如说哪里急需食物或者其他物品，媒体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出此类的信息。“媒体报道，不仅可以向社会传递灾区的最新消息以及救援工作的进度，而且还可以传递积极的正能量。”但现实中，救灾报道的主角似乎出现了“偏离”:有些灾难报道，并不是设身处地为灾民着想、为救灾着想，而是夹杂着一些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作秀意味。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理论与传播法教研室主任姚泽金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报道属于十分专业的新闻报道领域，报道的对象选择、内容选取、角度切入、议题设置都必须表现出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准，灾难报道需要及时真实客观再现地震灾难之害和抗震救灾之势，“报道对象、焦点和主角一定是地震和抗震本身，而不是其他外围事实和花絮杂闻，否则就违背了新闻媒体的职业要求。”
人本价值理应大于新闻价值
在此次灾难报道中，灾难报道的尺度也遭到了学界的诟病。“某些媒体在芦山地震中的表现，明显地偏离新闻报道的理性。”刘海明直言。
在他发表的署名评论文章《灾难报道，记者不能逞英雄主义》中，他这样描述:不顾受访者的感受，“打破砂锅问到底”;和医生争抢受伤者，干扰电力、通信抢险人员的工作;以偏概全，看到一个地方有人办婚宴，断言整个县区灾情不重;追求眼球效应，把镜头对准官员，而非灾民。再者，就是扎堆涌进地震灾区，对抗震救灾造成一定干扰。所有这些，足以表明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还存在着不少亟待提高的地方。基于此，他得出了“中国媒体理性修养不足”的结论。
刘海明认为，从理论上讲，新闻报道保持客观、理性固然最好，但是他并不反对悲情式的表达，“这和中国人信息介入的方式有关系，毕竟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悲情表达会在百姓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但要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当中。”
应该如何把握这个度呢?
姚泽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灾难报道中要保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对被采访者的保护之间的平衡，必须遵循以下原则:避免二次伤害，保护被采访者及其近亲属的隐私权，“人本价值大于新闻价值原则，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和感受、怀有悲悯与同情。”
喻国明教授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为了反映受灾者本身的状况，可以对这些激动的表情或语言进行报道，因为这些表达是正常的情感流露，问题是这种报道应该建立在不打扰对方、不刺激对方和不加重对方心理压力的基础上，这是新闻的一种职业道德，涉及价值取向的问题。”
对于灾难报道出现上述问题，在刘海明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在汶川地震之后，中国的灾难报道才彻底告别垄断，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竞争时代。可以说，与国外的机构相比，新闻媒体还处在一个蹒跚学步的阶段。但是随着民间的关注，特别是批评声的越来越多，相信媒体会有所进步。”（于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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