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满为患”是一种什么“病”？ - 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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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012 quyongmail Administrator Posts: 13134	“官满为患”是一种什么“病”？机构改革被指“越改身越肥” “官满为患”自古就是中国官场沉疴官满为患首先表现在官民比例上。从历史数据看，官民比例在西汉时期是1/7945，东汉是1/7464，唐代1/2927，元代1/2613，宋代大体介于唐明之间，明代1/2299，清代1/911，建国初1/600。到了如今，按照刘锡荣的说法，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了100万人，这里是指纯粹的公务员性质，还不包括享受公务员待遇的那一部分人。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 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时隔7年之久，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大幅上升，官员比例势必也将更高。由此可见，当下处于官民比例最高的时代，纳税人所供养的人员太多，已成为社会无法承受的重负。 30年来我国进行了6次机构改革，但收效甚微，行政弊端犹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大致每隔5年进行一次，侧重点不同：1982年第一次改革：干部年轻化；1988年第二次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1993年第三次改革：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1998年第四次改革：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2003年第五次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2008年第六次改革：实施大部制。经过多次“精兵简政”行动，每次都精简掉一大批冗员，合并许多机构，但效果持续时间很短，往往数年之后就会反弹，甚至大幅超越过去，导致财政供养人数日益增多。现实中，也有媒体多次报道各地体制冗员乱象，比如四川巴中贫困县县长“阵容豪华”，4县区超配正副县长共44位；辽宁铁岭市曾被曝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引发社会不公 “官满为患”的直接后果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加大，用于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开支增加，必然会挤压其它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影响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目前，我国社保体系呈碎片化格局，各阶层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差距太大，公务员阶层处于金字塔的顶尖，无需缴纳费用就可享受到最优厚的福利保障，无疑是对其他社会阶层的不公平。更值得警惕的是，官员数量和公务员数量长期超标，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导向得以不断强化、固化，使包括官员在内的公务员群体成为越来越强势的一个群体，这对深入推进各项改革不是一件好事。体制臃肿，腐败丛生，利益集团寻租严重如今，公务员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就业方向，导致“国考”逐年升温，越来越多的人想吃“财政饭”。青年热衷“拼爹”当官，愈发不思进取，社会整体创业欲望下降、创新动力不足，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拦路石。“官满为患”还造成体制臃肿，工作效率低下，各方利益争夺加剧，导致腐败丛生，政府运营成本太高，财政收入逐年快速增长，致使民众负担日益加重。 “官满为患”最终导致老百姓勤劳而不致富官多为患在不少地方已成常态官民苦乐不均官员过多，一个直接后果是权力泛滥，不该管的拚命管，该管的却无人管。很多官员为了捞取油水，保住官位，划定地盘，霸占山头，残民以逞，与民争利。河南郑州市曾公布的一张“权力清单”显示，该市政府共拥有的行政权力高达四千一百多项，当中大部分的权力，其实都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但官员为了争权夺利，根本不放手。官愈多民愈苦，这是中国的国情。预算流于形式官满为患已经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也成为当前民众愤恨的主流民意；更成为民众对政府最大的不满怨点。林林总总的机构，人浮于事的冗员，蚂蚁般的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吮吸着纳税人的税金。刘锡荣谈到财政预算时这样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政改滞后拖累财富公平分配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但立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官满为患” 中国自古以来官民比例偏高《编制法》只能救急不可否认，我国缺乏一部完善的《编制法》的确是导致机构膨胀、“官满为患”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一方面中组部的副职干部编制配备的通知没有阻止官员超编的事实；另一方面即使有法律对官员编制配备作出了规定和约束，实际执行效果也很差，没起到约束作用。不少中央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超编，而且长期得不到治理。这说明法律缺位不是根本原因，根源在于体制缺陷。国家应尽快制定国家编制法，把行政编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机构编制法应着眼于杜绝滥设机构、因事定编、因人设岗、超编进人等不良行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立法应包含以下内容：增设机构、增加编制、确定领导职数等要按法律程序办理；职能、机构编制一经法定机关审批，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擅自变更；经法定程序审批的机构和编制，才能成为有关部门调配人员、财政拨款的依据。与其出台《编制法》，不如出台《政府职能法》要理顺政府的基本职能，需要明确政府行为的基本原则，对市场和社会来说，“不禁止即许可”；而对政府来说，“不许可即禁止”。政府要扩张某项职能，需要得到法律明确的授权。只有明确政府边界，才能真正控制住公务员规模的扩张。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在“转变政府职能”部分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这一意见，只要真正地打破政府利益，理顺政府职能，就能够真正地控制住公务员编制的规模。因此，与其出台《编制法》，不如出台《政府职能法》，以法律的形式授予政府相应的管理职能。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非法律授权的不得具有或行使其他权力。但我们也要避免立法崇拜在世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要想以国家权力来加速改造中国和推进现代化，制定法几乎是唯一的最便利的形成规则的方式。但是，问题在于，一旦把法律等同于立法，就会出现，一方面是成文法的大量制定和颁布，执法机构的增加和膨胀，而另一方面继续是成文法的难以通行，难以进入社会，难以成为真正的规则，同时还不断改变了社会中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规则，破坏了人们的预期。西方国家政府机构改革镜鉴国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澳大利亚机构改革崇尚效益、责任澳大利亚是在1987年实行“大部制”改革的。在进行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权的改革之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也采取“大部制”的改革措施，试图通过集权性质的管理技术，如结果管理、项目评估、改进计划、加强公务员的责任等，来改善行政绩效。澳大利亚建立“大部制”的目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想通过减少部门数量使各部部长进入内阁，从而在总体上改善政府部门的管理。其结果是，澳大利亚整个联邦政府部门的数量从28个减少到18个，多个政府部门合并到一起，产生了“超级大部”，如外交和外贸部，教育、就业和培训部，交通和通讯部。澳大利亚的“大部制”改革是处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因此，自然带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特色，如重视管理技术，崇尚“效益理念”、“经营理念”和“责任理念”，强调产出与结果，提倡灵活性和行政绩效等，这可谓是澳大利亚的经验之一。部长和公务员获得实现目标所需要的管理的灵活性及改进绩效的动力，公务人员就他们的工作向部长负责并努力达到各自的目标。可见，澳大利亚的“大部制”改革凸现了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日本始终坚持立法先行，并努力践行日本政府“大部制”改革最突出的经验有两条：一是坚持立法先行。为保证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1998年6月9日，日本政府颁布了《中央省厅改革基本法》，加上先期制定的《中央省厅等改革相关法案大纲》和《关于推进中央省厅改革的方针》，为“桥本改革”的有序进行做了必要的法律准备工作，这突出反映了日本政府依法行政的特点。日本以法律形式对行政改革做出明确和具体的规范，有助于保障改革实施过程的严肃性。二是在职能转变的基础上改革政府机构。职能重新定位、职能转变、职能剥离是这次日本政府机构改革的根本原因。改革中将冲绳开发厅和北海道开发厅，分别并入内阁府与国土交通省中，这是将一部分管理权限移交给地方行使的结果。可以看出，这次改革中某些机构的合并与调整意在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行政管理机制。为实现某些职能“由官向民转移”，日本政府撤销了一些认为不必要的公共事业机构，所以，将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将厚生省与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也是基于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定位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官满为患”正是这样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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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012 红叶 Administrator Posts: 3355	“比如四川巴中贫困县县长“阵容豪华”，4县区超配正副县长共44位；辽宁铁岭市曾被曝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 太过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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