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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

9/2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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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甲午战争败在腐败上！
曾飞

　　论说历史，无非是以史为鉴。或者，扭曲历史为自己的丑行辩护。说甲午者探索战败的原因，取教训者有之；论证本不该抵抗日本，打则必败，李鸿章打胜仗了也出卖国家利益之所为才是“理性爱国”者有之。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从全局讲，慈禧太后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屡屡失败之后，则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乘机杀戮“暴民”义和团，奸诈之极，如何“令民与上同意”？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是年，适逢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大发雷霆，说出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之语。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主子无道，如何能胜？

　　从局部讲，官道腐败、主用腐败，后勤补给缺失如何能胜？

　　《甲午祭——举国浑噩的悲剧》一文指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却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庞大的颐和园工程不断地吞噬着王朝的财政收入，而对日备战军队的编练、沿海的防卫也无一日不亟需款项，可慈禧的寿诞庆典又接踵而至。在王朝库帑空虚，战争将至的危殆时刻，庆典的费用又如何筹集？ ”

　　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记载：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致远号”中国官兵（中立者为邓世昌）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无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也就是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前线战事愈演愈烈，军费的筹措尚且需要举借外债，那么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毫无疑问，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资料记载，费用主要来自二个方面：(1)“部库提拨”：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2)“京外统筹”：即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银两。据档案记载，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这笔费用来源是《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银两，至于不见于账面的隐性费用还不知有多少。此外，慈禧索取的贡品，不可胜计，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在慈禧“六旬庆典”铺天盖地的准备过程中，清军与日本军队的海陆作战屡遭败绩。慈禧六旬庆典的正日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

　　李鸿章“甲午战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舰队平时备战水平严重低下，……舰艇保养维护极差，军火采购也存在严重问题，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结果炮弹质量问题很大，根本就不能用来发炮。”（《甲午战争重要人物》）

　　李鸿章之“理性爱国”最直接的脚注竟然是“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肥己。仔细想之，以李氏家族之盈利为唯一目，对自己来讲自然充满“理性”。只不过是，民族和国家也就在“理性”的光辉之下被完美出卖了。不过被卖掉的是民众的血汗和华夏基业，于慈禧、李伟人何干？

　　如此，主子腐败，重臣腐败，后勤缺失，清军安能不败？然而，国家战败了，慈禧反而乐在其中。何以乐？一败得二利：趁战败之机，挫败了鹰派，镇压了民众，当然乐了。李鸿章也借此成了西方的“世纪伟人”，慈禧的重臣；同时，还发了财，名利双收，“理性”之登峰造极。难怪直至今日，言必“理性”的官僚们依然视之若神明。这或许是更加深层次的“理性”之所在。可见要使一国的军队完败，最最上策就是在后勤安插一个理性的李鸿章。不只慈禧如此，赵构也如此，秦侩之理性绝不逊于李鸿章。

　　即使是以智慧出名的诸葛亮北伐，也曾因粮草不济而失败。后勤官李严“理性”地迎合了刘阿斗苟安的心理，故意让粮草不济而破坏北伐。因而，一个智勇双全的将帅对此务必先有万全的对策，然后言战，战则必胜。此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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