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闲谈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新知和维稳 - 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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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016 Francis Yin Administrator Posts: 2761	著名学者闲谈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新知和维稳刘伟 2016-03-26 一、乱世出思想家？整个古希腊实际上就是城邦间竞争的乱世，这种竞争是带来了当时思想活跃的原因之一。无独有偶，周朝进入诸侯竞争的春秋战国的乱世也造成了思想的活跃，孔子正是这次思想大爆炸的产物。二、“维稳”放在首位的优势苏格拉底生活在一个迷你型的城邦国家雅典，它必须在与其他城邦国家比如斯巴达的竞争中维持其生存，然后才谈得上繁荣。当时的思想活跃是不假，但是它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未必就是件幸事：今天可能要跟迈锡尼开张，刚和平了几天又要跟斯巴达干仗，仓库里新榨的橄榄油好久才卖得出去哦？孔子他本人的思想恰恰是要通过恢复周朝鼎盛时礼的统治来恢复秩序，终结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的苦难，所以孔子思想的关注点不是不断探索新知而是恢复、建立和维持秩序与秩序带来的和平。对于中国这样尺寸的国家，把秩序与和平置于优先于新知的地位是有道理的：古希腊人无论怎么努力追求和平与繁荣，无论他们达到了怎样的发展程度和思想高度，在来自波斯或者罗马这种大帝国的威胁面前都是风中芦苇，所以古代希腊作为一种文明的载体已经死了很久，今天的希腊不是它的继承者，古希腊的文化今天仅仅是一笔遗产而已，即使活着也是活在别的民族身上；相反孔子思想却仍然活在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身上，具有维系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规范其行为的巨大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延续最久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要把自己的生命力归功于子。新知当然是很重要的，然而民生、秩序、和平重于新知，正是孔子的思想方法之可贵处。仅仅从对思辨哲学或者自然科学的促进来看，孔子是不如苏格拉底的，然而，要论各自对自己所处的国度的长远持存所起到的作用，孔子则远胜苏格拉底。一个中国哲人，即使他在外国默默无闻，只要他对中国贡献巨大，那么他对全人类的贡献恐怕比西方的某位全球知名的同行还大，这是由中国的体量注定的。求知和新知的重要并不是高于一切的，这实际上跟今天时髦的“知情权”诉求大有关系：如果片面地强调求知的权利，可能会影响到秩序——如果无条件满足未成年人的一切求知欲，比如想体验吸毒或者性交的感受的愿望，一个家庭可能马上就礼崩乐坏了。这个道理其实也适用于整个社会：制造炸弹的知识确实应该严格保密 ‎孔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为了有利于秩序就隐匿了某些知识：“孔子注春秋，乱臣贼子惧”，他老先生写历史的时候也是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删删改改，并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尤为重要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关于鬼神灵异宗教奇迹的探究是他老人家特别不乐见的，结果造就出一个特别具有现实精神和现世精神、特别执著于此岸和今生、特别世俗、大体唯物主义的文明和民族，在这里迷信和宗教得到包容，但以不妖言惑众扰乱人心破坏秩序为限。三、儒家政治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是一次理论和体制的创新那么以守成亦即维护和保守既存秩序为己任的传统中国大一统体制是否真的就反对创新呢？答案是否定的：儒家体制（大略的表达！）不鼓励动摇和威胁秩序的创新，却乐于接受有利于加强秩序的创新：首先，儒家政治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是一次理论和体制的创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尊的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集》里大大拓展、创新了的儒家思想。上回说过，孔子（也包括紧接着他的孟子和子思）的迫切关注点始终是社会秩序，因而其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学，董仲舒则把最早由方士们发展起来的关于天地玄黄物候星象的学说整合到儒家学说中去，使之获得了一个宇宙论的广度，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以上提及的创新和新知集中在实用技术尤其是农业领域，而且在提到儒家体制与它们的关系时我一般用“乐见”而少有说“鼓励”，这是因为在一个以传统农业和基于这种农业的商业作为经济支柱的社会中，简单再生产和简单的扩大再生产使得生活的步态、发展的节奏与几天相比缓慢得多，民生的需要带来的创新已经足以维持社会经济的繁荣，无需官家专门鼓励之，这在中国和西方是一样的，而且西方在这方面是长期不如中国的。四、传统的西方政治体制对创新的压制更甚与对待实用领域里的创新的“乐见”态度相反，以维护秩序为己任的儒家政治制度对待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十分警惕小心，压制时有发生，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就比传统的西方政治体制对创新的压制更甚：比如，正是因为苏格拉底（黎鸣拿来贬低孔子）在伦理道德上的创新被视为“败坏青少年”，就被讲民主的雅典人以投票的民主方式处以鸩杀之刑；基督信仰占据了绝对优势的一千年里，对创新和新知的压制更是无以出乎其右，因为“创造”独属于上帝，凡人若想创造、创新，简直就是僭越和渎圣，是自己想当上帝，必以火刑处治。这种极端态度使得当时的欧洲不仅在神学以外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在实用技术领域的创新上乏善可陈，甚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医学进步或者美术探讨的目的解剖尸体都很可能被火刑处死，基督信仰造成“千年黑暗”的说法诚不为虚。看重和鼓励创新的时代还远未到来。五、儒家也一直乐于接受有利于体制和民生的创新其次，儒家政治制度在它统治中国的约两千年里，也一直乐于接受有利于体制和民生的创新：巨量的、绝大多数由无名氏完成的实用技术领域里的创造发明，对传统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贡献巨大，这在李约瑟在其卷帙浩繁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详尽的论述。对于实用的新知的引入，官家也是乐见其成：从雍正朝到乾隆朝的五十年间，中国人口从约两亿激增至约四亿，虽然“添丁入亩”的国策贡献巨大，新的农业科技成果的采用确也是功不可没：玉米、红苕等美洲作物的引进和普及使得原先不产粮的土地也可以养活大量人口了。康熙甚至在宫中培育新稻种，他就不是仅仅“乐见”有用的新知和创新，而是身体力行地鼓励这种创新了。前此，中国人还从印度引入了甘蔗和棉花，从非洲引入了高粱，公元前很多年从西域引入了小麦。基于这些事实可见，泛泛指责儒家政治制度压制创新、排斥新知是站不住脚的。 edited by francis on 4/1/2016 edited by francis on 4/1/2016 edited by francis on 4/1/2016 edited by francis on 4/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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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16 Francis Yin Administrator Posts: 2761	刘伟也说：儒家思想对近代中国的落后当然负有责任：过于经验主义，觉得自己2000年的风雨下来啥子都见过啥子都不怕，故步自封了。所以李鸿章张之洞和戊戌变法一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觉醒者才说中国面临“两千年未遇之变局”，结果就是持续至今的保守、革命、变革之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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