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国民的六种病态 - 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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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2014

quyon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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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外事活动，世界大国和中国关系亲疏，周边邻国和善或挑衅，往往都影响着我们中国人心态。
中国人手中没有选票，为什么心中如此关心国家大事？一方面，爱国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国一直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是全世界学校设置思想政治课仅有的两个国家，学生时代就灌输爱国主义；一方面，是当下中国处于转型中崛起的时期，内政外交各种热点问题较多，易扣人心弦。上年纪中国人，大多“忧国忧民”，吃地沟油的命操“特供”者的心。即便是中国90、00后一族，也比西方孩子更关心国家大事。
“爱国情怀”已内化为许多中国人人格的一部分。因此，国家内政外交政策比其他国家更影响民众的个人心态。自清末民初到当代中国，外交与国民心态有内在联系，外交情势对国民心态有直接影响，而国民心态也成为制定外交战略与策略的重要考量与依据，同时影响和牵制外交情势。
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秦王汉武唐宗宋祖的帝国辉煌，闭关锁国被挨打的百年屈辱史，民国时期日本侵略、首都南京沦丧的亡国恨，新中国的敌我外交、韬光养晦战略，各种历史现实因素叠加，中国外交与国民凸显了六种非常心态。
其一，天朝心态。
天朝心态，即“中心之国”和“中央之国”心态，或者说帝国心态。古代国人一直处于心理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心态君临其他国家和民族。受天朝心态影响，一方面，中国历史很少军事扩张，对于“蛮夷”不侵占不掠夺不洗脑，甚至“怀柔远人”，用赏赐、援助换来朝拜；另一方面，天朝大国情怀挥之不去，自古喜欢居高临下看世界。例如，称日本人为“倭寇”，美国人为“山姆大叔”，俄罗斯人为“老毛子”，韩国人叫“高丽棒子”，印度人成了“红头阿三”，近些年朝鲜成了“白眼狼”。
中国人的帝国心态，慈禧太后在临死前依然端着。即使在积贫积弱的毛泽东年代，也一直没放弃，坐不上世界共产主义的头把交椅，也要勒紧裤腰大把撒钱，养几个穷朋友，做第三世界领袖，用人民血汗点燃“社会主义明灯”。
百年来中国人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是2008年北京奥运空前绝后的巨大成功，世界各国元首纷纷前来捧场，世界舆论普遍赞誉。这令国人欢欣鼓舞，很多人喜极而泣，成为百年中国的天朝心态唯一一次真正得到牛×的满足。
而今中国虽然是世界经济总量的榜眼，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不是超级大国，但国人心里很乐意接受与美国并肩的“G2”光环，超级大国国民心态也在网络论坛显露无遗了。
其二，面子心态。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面子和国家利益不可完全割裂，国家的“面子”，叫“荣誉”，是国家利益的软载体，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延伸。古往今来，为国家荣誉而战的例子屡见不鲜。国家确实需要维护面子，但面子毕竟是虚的东西，很多时候不关乎国家核心利益，把面子看得太重，把面子置于国家核心利益之上，就成了沉重负担，外交就难免增加不必要成本，也容易惹麻烦，甚至酿成大错。鲁迅《说“面子”》写得透彻，说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清朝官员却振振有词：“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
当代中国外交面子心态依然强烈，异常敏感。官方宣传一直喜欢歌功颂德，《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一直喜欢刊登境外各种赞美好话。知名外交官吴建民直言不讳地批评：“对外国评论非常介意。人家讲好，高兴得不得了，到处炫耀。过去法共总书记到西藏访问，看了以后讲了几句好话，我们马上就登在报纸上。后来，法国报纸对他的言行提出批评，他马上矢口否认，弄得我们非常尴尬。另外对外国人批评，或讲得不太好的话就反感，马上要解释，说这家伙反华。”吴建民还指出：“喜欢拔高。拔高与唱响主旋律毫无关系。中国人总喜欢把话夸大一点。神五上天，中国人很自豪，说中国一步跨过40年。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就上天了。”各路军事专家在互联网上，常常把中国各种军事武器威力吹上了天。
面子心态背后，其实是弱者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国家外事活动动辄大场面，各地政府热衷面子工程，而普通民众更是信奉三碗面：“脸面、情面和场面”。
其三、敌友心态。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90年前的著名论断，成为执政党“统一战线”法宝的思想灵魂，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史。伟大领袖的教导，使新中国外交历史一直披上了浓重的“敌我外交”色彩。
中国外交与国民的这种“敌友心态”，在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之前就已经扎根。“敌友心态”最基本特征，是将意识形态异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1919年7月，苏俄十月革命后，为摆脱国际孤立，急于与中国建交，发表《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告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一切特权。不料两年后，苏军悍然侵入当时中国外蒙古，签订《苏蒙条约》，驻军外蒙古，让外蒙独立。外交总长顾维钧强烈抗议，表示“中苏建交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但当时国人舆论却不支持顾维钧，相反要求“无条件与苏俄建交”。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警告他如不改变立场，赵家楼故事就将重演。各大新闻机构对外交部大加鞭挞，李大钊亲自找顾维钧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之下，那里人民有可能生活更好”。孙中山对顾也表示反对，发表宣言承认苏军在外蒙存在。国人受十月革命影响，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没有认识到苏俄对华宣言只是外交幌子。
新中国成立后，“敌我”心态更加严重。一方面处于与国际社会的半隔绝状态，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建交，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外；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以意识形态划线，“革命”色彩浓厚，对国际上一些制度、规则持挑战态度，要破旧立新。在革命心态影响下，国人惯于用“非红即白”、“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观察国际事务。先是树敌，然后寻友，最后才去谋事。
前些年，一些独裁国家政权在民主运动中纷纷垮台。此间，中国外交部门和宣传机器依然恪守“敌我心态”，以至陷入“张将军挺谁谁死”的尴尬。当下中国，还不时有某些将军、学者出来渲染“第五纵队”之类敌情。对中外关系抱先入为主的成见，武断认定某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只要国内有风吹草动，就认为是某些国家或反华势力在捣鬼。“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朋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顶。军事入侵乌克兰、默许导弹击落民航客机、敢于对抗西方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像当年斯大林一样，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和爱戴。
其四、受辱心态。
受辱心态，也叫受害者心态。近代中国沦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掠夺的受害者。鸦片战争使中国沦落为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文化先进发达的国家，变成被挨打的“东亚病夫”。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中国国民心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挫伤。因此，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最强烈的“中国梦”。
正因为这种屈辱的历史记忆，使得国人十分期待视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对祖国发展深切关怀。另一方面，也给国人留下了“受害者心态”。有受辱心态者，对别人评论自然十分在意。“面子心态”与“受虐心态”，其实是中国外交与国民不自信镜子的两面。
受辱心态者，特别喜欢意淫来满足面子。抗日战争史是一段伟大和悲壮的反侵略史，是值得记忆和怀念的，是应该去颂扬英雄，然后去记忆历史。但现在中国，打开电视，脚蹬大头皮鞋，头戴有“招风耳”黄布帽、猥琐和愚蠢的“鬼子”扑面而来。“抗日英雄徒手撕鬼子”的视频走红网络。“鬼子”血肉横飞，英雄凛然一笑。在“武侠化”、“偶像化”带动下，抗日剧成了雷人的抗日神剧，让人喷饭，更让人恶心。因为执政党面子需要，政权稳定需要，日复一日滚动播出抗日神剧，事实上只能在自淫中加剧受虐心态，一点也增强不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历史史实告诉国人，国军一直是抗战主力，没有苏军进入东北，没有美国原子弹在长崎广岛爆炸，抗战胜利何止八年？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如何对待仇恨的新思维。他说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话很有分量，值得深思。
其五、复仇心态。
90%中国人鄙视菲律宾，85%中国人厌恶越南，88%中国人仇恨日本，65%中国人认为要和日本干一仗。当今和平中国，国民心态一点也不和平，充满“复仇”心态，牙根恨得痒痒。
国人强烈的“复仇心态”，追溯到百年中国屈辱史。天朝大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蛮横掠夺，巨大心理落差使国民心态受到空前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挫伤。尤其是日本八年侵华，给中国带来了惨绝人寰灾难。家仇国恨，使中国国民产生强烈复仇心理。这种巨大的“复仇心态”，不仅来自侵略本身，还来自天朝大国尊严被一直俯视的弹丸小国践踏式冒犯，更勃发了屈辱、不甘、雪耻的“复仇冲动”。
而在当代，一方面，日本政府拒不认错，把钓鱼岛国有化，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种种恶行不断刺激着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国内主流媒体不断重现日本八年侵华战争，取材于这一时期作品都不约而同地丑化日本，使我国国民对日本印象极差。日本人真的如抗日剧里那般不堪吗？恐怕大部分极度仇日的中国国民，都尚未去过日本。或许我们应该亲历一下当前的日本社会，对我们认清日本有帮助。
“复仇心态”实际上是不甚可取的弱者心态。“落后就要挨打”，弱国小国无外交，这是世界政治铁律。甲午战争教训、八国联军教训、日本侵略教训，百年中国所有屈辱，都值得深刻反思。但我们不能总陷在受辱和复仇的心理泥沼，变成六十多年喋喋不休的怨妇。过分持久的愤怒，会遮掩国民理性的光芒。近些年，中国外交和国民心态有个特殊现象。一方面怀抱朝鲜血盟，总觉得朝鲜“白眼狼”不报恩，另一方面背负日本血仇，总觉得要痛揍日本鬼子才解恨。这不是一个世界大国和大国国民的应有气度。
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对那场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有一个客观认识和负责态度，对在那场战争中受到深深伤害的邻国人民的感情有起码尊重，对在那场战争中不幸死难的千千万万亡灵作出符合道义的交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让时间抚平民族创伤，而不是天天自揭伤疤，同时正视历史，不说谎，不粉饰，不利用狭隘民族主义当遮羞布，深刻自省，自强不息，才能真正自信。
其六、中庸心态。
中庸心态的思想基础，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折中调和、不强出头的处世态度，已内化成国人性格。
“中庸心态”积极一面，能使人避免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古人中庸之道，今人称为平衡，就是不偏激，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就是把握好度，协调好关系，打好和牌，在平衡中寻求发展，这在外交当中至关重要。但在中庸心态影响之下，对本应旗帜鲜明亮明态度的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本应抓住主动权的事却让人家获得先机，这在中国外交史上不乏先例。
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的“老朋友”越来越少？一方面，在基于世界大国价值观博弈的世界地区政治格局变化中，中国常常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中国在安理会表决时老是弃权，对一些国际热点事件总以“不干涉别国内政”来搪塞，不愿承担大国责任。久而久之，“中庸心态”使中国外交缺失独立个性，必然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失望和不满，在国际事务中就有丧失这些国家政治支持之虞。
中国外交“中庸心态”还有一个典型表现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对外强硬，则担心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借口，是现代的“友邦惊诧论”，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在外交现实中，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因此，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纷争中，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
长期以来，“中庸心态”使中国外交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够呛。为了国家强盛和民族崛起，必须充分反思外交“中庸心态”以及决定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对于国际发展和世界和平，中国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奉献精神和主动创造精神，在“韬光养晦”中，追求“有所作为”。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应更加勇于参与国际博弈，对涉及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主张，勇于在涉及自己利益和原则性问题的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甚至主导作用，而不能一直赖在韬光养晦的中庸温床。
世界历史证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不一定能使一个国家自然拥有世界大国的地位。要成为真正的大国，除了具备基本的强盛国力外，中国还需要国际影响力，既包括在国际事务中要有所作为，也包括国民在言行举止中健康心态的流露。
欣慰的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登高望远，勇于创新，外交开局、布局、格局体现了稳进、周密、宽广的特点，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崛起中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外交新气派。中国不惹事，中国也不怕事，善于合作，敢于亮剑。习主席指出：“中国愿同其他国家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不走对抗绝路，不走冲突老路，要走和谐共生的新路。
一千多年前，王勃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道出了唐朝人的精气神和充满自信的大国心态。而今，世界已成地球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国民更应该拥有大国气概和宽广胸怀，跳出“大国寡民”怪圈，既能够包容地对待世界各民族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博采众长不断进取，也能以平常心、包容心、自信心、责任心去处理历史问题和国际纠纷。
中国崛起，不仅是姿态，更是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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