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封奇文的回复 - 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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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

5/23/2014

quyon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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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哥：您好，我是你的公务员读者，今天写信是向你诉说心中的苦闷，大学毕业工作了五年时间，觉得光赚钱没多大意思，抱着做大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靠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公务员。过去十年，由于能力突出和勤恳工作，在同侪中提拔还算快，已经是主事的副处长了。工作也还顺利，生活也还顺心。

但这些年来，我感觉到社会对公务员的成见越来越大，尤其对我所在稍微掌握了一些权力的机关干部，几乎都认定我们是贪污犯，有时弄得我在外面都抬不起头来。您曾经是公务员，也是当今网上比较公正的公知，您一定能理解我的处境和感受吧？我们不是贪污犯，更不是罪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多少像我一样的干部干死干活，可还不停地遭到社会的误解，遭到冷嘲热讽，甚至被妖魔化，这公平吗？

记得您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同中国公务员的积极工作分不开。我深以为然。我们的干部队伍并不比西方的公职队伍差，我们中出了不少孔繁森、焦裕禄似的好干部。我以前的一位上司就抱病工作了一年多，完成了手头上的项目才回家养病，可能是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很快就去世了。

我常看您的博客，也通过其它途径了解到不少美国的真实情况，美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就我所知，美国的公务员队伍办事效率并不高，美国建国230多年了，公务员队伍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孔繁森与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好公仆。难道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不需要吗？我想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只不过美国的体制无法培养出孔繁森、焦裕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的干部队伍就应该得到肯定。

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请不要妖魔化公务员！请杨老师发表意见、点拨一二，感激不尽。

老杨头答复：

杨恒均：美国为啥出不了焦裕禄？

有一位公务员读者给我来信，抱怨这些年社会上对公务员的冷嘲热讽，部分民众偏执地认定稍微掌握了一些公权力的公务员都是“贪污犯”，对于他这位抱着“为人民服务”考进公务系统的干部来说，太不公平了。其实，类似这位公务员的来信我经常收到，感触颇深。这些年，社会舆论与网络上的公众意见对贪官污吏的痛恨有演变到对普通公务人员“歧视”的地步，以致一些公务人员在同民众打交道时，也仿佛有了“原罪”，动辄得咎，工作越来越难以展开。

这种现象值得重视。虽说“小政府、大社会”是必然趋势，但如果在目前的体制下，公务员队伍在民众眼里被“异化”，变成社会异数，甚至遭到排斥与歧视，那不仅会打击公务员的士气，还会引发部分公务员的消极怠工与某种具有严重后果的反弹，实非社会与国家之福。

所以我希望社会大众理性看待公务员队伍纯洁性的问题，绝不能妖魔化公务员队伍。但我更希望公务员队伍能够理性地反思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能够深刻认识到贪污腐败不但害了民众，最终也会危及到他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主动配合这届政府的反腐，不能有抵触情绪，或者抱着等到熬过这个风头的侥幸心理。公务员队伍应该以当初投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热情，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意志与决心，推动制度层面、法治层面的廉政建设，还公务员队伍以清白。

这位公务员在来信里说，我们的干部队伍并不比西方的公职队伍差，中国公务员队伍中出了不少孔繁森、焦裕禄似的好干部，而美国的体制就无法培养出孔繁森、焦裕禄。他质问，难道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不需要吗？

我得承认，他说的美国公务员队伍没有出现一个孔繁森、焦裕禄是事实，美国虽然也出现过战斗英雄和优秀的“国家干部”，但绝没有出现带病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也没有整天要“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的质问也让我快速回顾了一下过去十几年在美国、澳洲等西方国家里同公务员打交道时的种种场景……

我还真有些困惑了！原来我上百次同西方公务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现一个西方公务员是对我（或者其它旁边的当地人）“笑脸相迎”、“热情服务”的，他们绝大多数抱持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上班准时，该下班了，也绝对不会因为你来晚了而加班，按规定能办的事绝不会刁难你，不能办的事，你陪笑、送礼都没用。很难想像美国或者澳洲的公务员队伍会出现一个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一心一意要为人民谋福利的焦裕禄。

相比而言，这些年感受到中国的公务员的“服务态度”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服务更人性化，甚至对来办事的国民像一些商业机构对待“顾客上帝”一样开展了“笑脸相迎”的活动……但奇怪的是，西方人对自己的公务员系统基本满意，对相对消极和低调的公务员队伍也没有太多抱怨。而中国呢？正如这位来信的公务员所说，“（公众）几乎都认定我们是贪污犯”，“弄得我抬不起头来”，为什么会这样？从制度与大道理层面我写过很多文章了，下面只想就自己的在海内外的感受简单谈一下。

美国和澳洲在制度设置之初，就意识到行政系统力量可能过于强大，于是就设置了可以制约行政权的立法权（国会）与司法权（法院），加上一切权力都置于法律（尤其是《宪法》）之下，公务员成了一种“职业”，而不是充满理想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他们既没有权力去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也没有必要去迎合民众，他们只不过选择了一种“职业”——同社会上五花八门的职业不同的是，公务员原则上是受雇于全体国民的。所以，国民有权对他们挑三捡四，进行批评（尤其是针对整体），但只要公务员“遵纪守法”、“依法行政”，“雇主”也不能动不动就对他们吹胡子瞪眼睛，动不动就说“我养着你”，还真把人家当成了“奴仆”似的。

中国由于没有这种权力制约，加上唯一可以对公务员进行监督的媒体与公民发言平台又是置于公务员的管辖之下，这就让他们拥有了“原罪”。于是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废寝忘食、死而后已地为人民工作。其实，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有必要那么拼命吗？在做人方面，你遵纪守法，在工作方面，你依法行政，就是民众的要求。

公务员带病“为人民服务”的事在西方几乎从来没有发生，是因为这样做原则上是“违法”的，也是不人道，令人生疑的，按照各国公务员条例，国民雇佣的公务员都应该在工作期间随时保持自己身体与心理健康，可你得了忧郁症还坚持“为民做主”，你得了癌症还不赶快治病，莫非你认为自己生病了也比其它健康的人更能服务民众？你这是对自己更是对民众的不负责任啊！

因此在西方那种公务员体制下，没有人希望出现焦裕禄和孔繁森似的好干部，也根本无法出。在中国不同，谁都希望有更多的孔繁森与焦裕禄，清正廉洁，为民做事。中国也确实出了不少这类干部，可是，出了孔繁森与焦裕禄的公务员队伍并没有得到大众更多的尊重，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如果出了一个孔繁森的同时，就出现了好多个王宝森，出了一个焦裕禄后，就出现了一大堆刘志军、王力军，恐怕就成了大问题。

有人也许会问，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吗？能不能一个王宝森都不出，个个都是孔繁森呢？这很难！没有法治、制度的保障与限制，不给控制的人性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极端自私——出现的贪污犯一个比一个更骇人听闻，家里都藏到上亿现金了；一边是极端无私，得了癌症还坚持工作，好象少了他一位，十四亿人民都要饿肚子似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那些私心越重的人，越是表现出大公无私；工作能力越强的人，贪污起来也更离谱；工作积极卖命，“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却正是那些把民众当儿子甚至孙子一样任意打造，甚至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的暴君，还美其名曰“都是为你好” ……

西方公务员系统出不了孔繁森与焦裕禄确实算是一大缺陷，但这些年下来，正是这样的文官制度才能成功地阻止了大面积贪污腐败案件的发生。我们出了个焦裕禄还有孔繁森，但这些年来，并没有更多这样的干部出现，反而前赴后继涌现了季建业、刘志军、李春城、蒋洁敏、刘铁男、向南夫等等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这些人早就彻底抵消了民众对孔繁森等好干部的“感激”与期待。如果有得选择，大多数普通百姓恐怕宁肯不要孔繁森，也不希望出现这么多贪官污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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