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改革临界点即将到来 - 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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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

5/16/2014

quyon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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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对于中国改革来说2014年是更为重要的一年，因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都将在这一年里开始实施。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坐标下审视一下中国改革的历程及其弯路，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更多内容请阅读《当务之急》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下面的这个现象，即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很难从单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看是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追根溯源后却发现，其真正的根源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些看上去似乎是纯经济层面的问题，却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内政联着外交，经济联着政治，现实的情绪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又关联着对未来走向的茫然。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也是未来若干年中国必然要面临的挑战。

如果这样说还太抽象，那请允许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的某一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坐出租车去广州市中心，近40分钟的时间一路与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凤凰卫视迷，尤其爱看军事节目，所以那天我们一路的话题就是钓鱼岛和南海风云。由于那天我穿了便装，又戴了墨镜，所以司机没有认出我来，但显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耳熟，说我很像每周日晚上主持《寰宇大战略》的那个评论员。

“立体型困惑”所导致的“立体式改革运作”，是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没有遇到过的。过去35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
第一，从每一个孤立的领域单独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其间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还是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
第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过去35年，中国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一是1979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进程；
二是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的进程；
三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

这三个里程碑在改革和发展的深度上层层递进，一步步使中国从1978年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这三个里程碑所折射的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基本上没有摆脱前面提到的两个特点，即从孤立领域切入和“摸着石头过河”。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终于城市，其原因就在于改革进入城市后，未能解决价格“双轨制”所导致的“官倒”，亦即今天腐败的早期源头。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这既有1989年以后的无奈，也有浓厚的“东亚模式”的特点。必须承认，这一模式在过去20年里强力推进了中国经济，但也带来了今天无穷无尽的矛盾和问题。若没有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中国才有如此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可以说，今天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过去20年里的这一模式带来的；同时，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绝大多数问题也是过去20年里的这一模式所导致的。所以，如果说过去20年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量变”，那么2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的临界点。

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到了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只不过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如何转型，或还不敢大胆转型而已。

另一个逻辑的结论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无论成就还是问题，都不再通过单一领域的切入就能解决，而必须诉诸跨领域的、综合的视野和手段。

另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更是使中国摆脱各种羁绊，如虎添翼。“入世”前很多人的种种不安和担心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入世”后仅用了五年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后，又仅用了四年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随着中国在短短几年里“一不小心”成为“世界老二”，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从贸易冲突到能源、领土争端，从意识形态到民间情绪，从历史恩怨到面向未来的茫然，这几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冲突无休无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力逆转所导致的西方世界的心理失衡，以及中国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成熟思想。
edited by francis on 5/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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