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哈德症”的精神病理分析 - 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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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

12/14/2013

quyon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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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特别是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网络上流传着大量有关德国的“神话”。说其是“神话”，是指这些段子，基本上都是对德国的种种物事大加赞颂，倾慕不已，虽然绝大多数中国网民都从未见过德国人，德国却被他们抬上了神坛。而这些神乎其神的故事，大都被证明与事实不符。它们是中国人臆想中的德国，而非真实的德国。
有关德国的大众言说，是这些年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流传甚广的此类谣言比比皆是。比如最近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关于“处罚空房”的高论：“可以向德国学，闲置3年，房产税翻番；闲置5年政府组织流浪汉入住；闲置7年，收归地方政府所有。”对德国人来说，这是闻所未闻、骇人听闻的谣言，已被德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辟谣。
再比如著名的青岛下水道谣言，流传多年，屡辟不止。今年8月22日，素有“思想家”风范的房地产大佬王石还转发了这个帖子：“德国人在青岛待了17年，没建别墅大楼，没搞喷泉，把下水道给修了。可是100年以后，全中国人都看见了一个从来不淹水的青岛！下水道使用了百余年，一些接口零件需更换，当年建下水道的德国公司已不存在。经同德国联络，青岛发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油布包好的备用件，依旧光亮如新。”
而事实情况是，青岛不淹水首先是因为其丘陵地形，人在高处，海在低处，具有平原城市不具备的排水优势，想内涝都难。而一百年前德国造下水道，已在当今的青岛排水系统中占比不到1/1000，即使有功于青岛“不被淹水”，也是微不足道。至于“油纸包”的故事，大概是作者受《三国演义》诸葛孔明“锦囊妙计”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以至有网友调侃：“我家的德国牧羊犬病了，我打电话给德国人，他们说，既然叫德国牧羊犬，我们肯定有准备，于是在指引下我找到了用油纸包包好的兽药……”
有关德国的谣言，还比如“德国人从不用微波炉”，“德国汽车无需年检，问德国人为何如此，德国人反问：谁给了政府这个权力？为什么不去年检政府”，“德国宪法禁止学前教育，但获诺奖者过百位”，等等。总之就是，我们想要什么，德国就有什么，我们不想要什么，德国就没有什么，德国嘛，就是我们的“理想国”。

把德国“乌托邦化”出自中国人自身的改制要求

如何看待中国网民中这种声势浩大的“哈德”现象？其实，把某种事物理想化、神化，以之来对照、批判现实，以期促进现实之改进，这种路数，在社会转型、改革时期，自来多有。中国古代就有“托古改制”的传统，也就是极力美化三代（夏商周）以及更古老、实际上是传说中的尧舜禹乃至皇帝、伏羲的时代，说那时是大道之行也，圣王贤明，人民淳朴有道德，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如今则是大道即隐，主上昏庸，民心悖乱，云云。这种传统在儒家思想中很深厚，使儒家的历史观带有鲜明的复古主义倾向，向后看，越古越好。它也曾被激进地实践过，比如王莽改制，就要真的恢复传说中的井田制。即使到了近代的康有为，学习西方进行立宪制改革，还是“托古改制”，这样更符合广大儒生的心理定势，改革阻力会更小。
这种路数，西方人也是驾轻就熟。不过，他们受基督教的线性历史观影响，不会托“古”改制，他们的千年王国在耶稣再临的未来。要批判现实，他们一般不会去臆造过去的历史作参照物，而是另造“乌托邦”。近代西方社会转型中，乌托邦作品一度兴盛。比如培根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大洋国》，还有托马斯·莫尔著名的《乌托邦》，其实质都是设定理想以批判现实。
当然，“乌托邦”对现实的批判力度终究不如“现实邦”大，“现实邦”更有说服力。所以，在近代西方社会转型中，寻找一个可以安顿其理想、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国度，就成为思想家们热衷的事。这就引出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与当代中国人“哈德”异曲同工，17、18世纪的西方世界也兴起过一阵声势不小的“哈中”运动，就是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理想国”——理想已经实现的国，一派溢美之词、神话、谣言加到中国头上。
这其中，第一位不得不提到的大人物就是德国大哲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是近代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发明了微积分，又有重要的哲学贡献。莱布尼兹没有后来德国人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喜欢用法文写作，而极少用德文写作。除了“哈法”，莱布尼兹还热烈地“哈中”。他看了大量的传教士带回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对中国大加赞赏。他还曾写信给康熙皇帝，让传教士带到北京，探讨科学问题并表达倾慕之情。当代著名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甚至认为莱布尼兹的哲学受到的朱熹的重要影响。
莱布尼兹对中国的夸赞还不算太离谱。到18世纪，启蒙运动进入高潮，启蒙哲学家中出现了人数众多的“颂华派”，他们开始把中国抬上神坛。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伏尔泰。在伏尔泰等人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毫无宗教迷信、理性、自由、富饶的国度，君主贤明，人民智慧，“在那里，道德与政治完全理性地运转”，中国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在图书馆中工作的学术圣贤。18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魁奈极度仰慕孔子，被时人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声称中国富饶就是因为实行他所主张的“自由放任”政策。
当时还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伪书。比如一位法国人叫克莱尔，写了一本书《中国历史：大禹和孔子》，献给欧洲的君主，希望君主们以中国圣贤为榜样治国。书中说，大禹和孔子是“中华帝国最好的君主和最伟大的哲学家”，舜曾经邀请孔子来分享他的皇位，但孔子婉言谢绝了，并向舜推荐了禹。当禹试图以能力不足为由谢绝时，舜给了禹充裕的四年时间来接受孔子的教导。
这就是18世纪欧洲人的“哈中症”。启蒙哲学家没有一个人到过中国，他们也根本没有真正的兴趣去了解中国，他们极其离谱地赞颂中国，纯粹是“托中改制”，为他们自己的启蒙议程服务。这才出现了上述“关公战秦琼”式的伪书、谣言。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恶搞。
17、18世纪种族观念刚刚兴起，这时西方的主流说法是中国人同他们一样，是白色人种，文明程度最高的种族。但随后，随着启蒙议程完成，技术革新、殖民主义大幅推进，西方人自信心大增，中国人的光辉形象也就迅速褪色，一落千丈，被归入低劣的有色人种了。到19世纪，昔日“伟大的中华帝国”，变成了“不可理喻的东方”。
不论是西方人曾经的“哈中”，还是中国人当代的“哈德”，主要并不是出自了解对方、研究对方的兴趣，而是出于自身“改制”的需要，其中不实之词甚多，这固然不好，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太过较真。“哈”得越热烈，说明我们自身的问题越大，越严重，越需要改革。等问题真正解决，民族自信心增强，群众素质提高，见多识广，自然会回归平常心，“德国神话”亦将不攻自破。

德意志之路陷阱重重

而这其中，更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甚多，德国也很难说是最优秀的，英法美德，各有所长，为何中国人独对德国青睐有加？这其中是否反映了中国人“民族性”中的一些值得我们警惕的东西？
与英法等列强相比，近代德国的一大特点是，它是一个后发国家。在三雄（英法德）中，至少一直到19世纪中期，它还是最落后的。不但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文化上兴起得也晚。比如英语文学到16世纪就出现了莎士比亚这样的超级文豪，法语也因巴黎的欧洲学术中心地位早就登堂入室成为通行的学术语言，而比莎士比亚晚100年的德国文化巨人莱布尼兹竟然还宁愿用法语，也不用德语著述。此时德语还被看成下里巴人的语言，上不得台面。当然，更现实的原因是说德语的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用德语写成著作找不到人交流、共鸣。德语文学直到歌德时代才臻于成熟，而歌德比莎士比亚晚出近200年。就科学来说，德国科学家虽然在20世纪上半期拿诺奖一时风头无两，但在20世纪以前的几百年里，德国人的科学贡献也是大逊于英国。
后发国家，长期落后，民族自信心低落，要想迅速赶超，通常的做法就是采用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激发民族情绪，呼唤纪律与奉献，集中力量办大事。德国正是走的这样的道路，而且成功了，为其他后发国家树立了“榜样”。但这种成功模式，问题也十分明显，甚至可以说陷阱重重。
当大英帝国实现“日不落”的时候，当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时候，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状态。1806年，柏林被拿破仑攻占，民族危亡之际，费希特发表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大力鼓吹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同时贬低其他民族，以激发民族团结，德国的民族主义这时已显出不健康的苗头。随后一百多年，德意志民族主义逐渐与种族主义合流，与军国主义合流，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追溯下来，所有的自大都源自自卑，那些宏大的仪式，钢铁纪律，极其注重仪表的军人形象，肆意渲染的意志主义，其实都源自自卑。
从19世纪中期德国统一到二战结束，德国的自由民主力量始终薄弱。即使在国势蒸蒸日上、民族自信心开始爆棚的19、20世纪之交，像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德国知识精英，事实上心中还是羡慕英国，而对德国国强民弱的现实忧心忡忡。而事实证明这些忧心是对的。
中国人对德国的好感非自今日始。作为典型的后发国家，中国自然对德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成功经验感兴趣。事实上，日本、俄国这些后发而成功的国家都曾成为中国人学习的偶像。但最终由于侵略带来的民族仇恨、地缘冲突以及它们自身的衰落，中国人很难再把它们当做偶像。唯德国没有这样的问题。德国也曾占领青岛17年，但并无大恶，而且现在看来仿佛成了一段“佳话”：“看在青啤和下水道的份上，就别埋怨了”。
纳粹主义，欧美人深恶痛绝，但在很多中国人这里，那是赫赫战功与荣耀，是虎式坦克，是克虏伯大炮，是沙漠之狐，是“如果当时如何如何，希特勒就不会败了”的惋惜，这其中的价值观问题，却少有人反思，我们的教育也严重缺乏这方面的内容。
而“德国制造”固然强大，确值得国人崇拜，但其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不一定值得牺牲的代价的。德、日这样的以制造业见长的国家，是典型的“工匠之国”、技工之国，其大致发展模式是当第一梯队的国家如英、美等以科学发现、新的创意引发技术革命之后，积极跟进，把技术做专做精，专注细节、体验，在新的科学范式框架内，打造出更好用、耐用的产品。这类国家，因人民守纪律、家族式企业模式等特点，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在新科学、新创意、新思想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生物科技等方面明显逊于英美。而英美国家这种创新能力、引领能力与他们更加自由的社会文化传统是大有关系的。
事实上，德国即使在20世纪获诺奖数让人一时刮目，但仍逊于英国——虽然英国人口比德国少了大约2000万，更远逊于美国。诺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据维基百科的数字，截至2013年10月9日，各国获诺奖人数：德国104人，英国121人，美国344人。
在科学范式更新越来越快的今天，英美的优势将更加明显，而“工匠”们积累的手艺、经验，将以更快的速度变得过时。对这个问题，德国人其实是很有危机感的。
总之，德国确实有许多我们远远不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国人“哈德”，本也无可厚非。但德国之路，诱惑很大，陷阱也不少，而这些陷阱，是急于求成的后发国家如我们，极易掉进去的。少一些自由，多一些集权，往往有助于短时间内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但长远来看，值不值得，需要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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