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变“尘都”背后的不理性 - 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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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

11/26/2013

quyon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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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说：“我们继续！”
正义的赌徒 2013-11-25

西闪/文

我很喜欢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写下的一段话。在我看来，那是人世间最庄严的宣告。他是这么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我时刻铭记着罗尔斯的话，将其视为评判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准。

相较于罗尔斯的高超，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对正义的见解要平实得多。虽然森很认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但由于他首先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因而他向来更在意理论与现实的实际契合。最近国内刚出版的著作《正义的理念》，就是森对这种注重实践的正义观的全面阐述。在这本著作里，森提出用“比较的视角”来看待正义。这种视角不再停留于正义的抽象探讨，而强调对人类现实生活的调整与干预。就我自己的理解，森的意思是要人们学会从不正义的现实中理解正义的必要性，学会如何减少不公正的事实，学会如何增加公正和有利于公正的事实。也就是说，森要人们无需执念于绝对正义的寻求，而应致力于相对正义的落实。因为在他看来，正义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而是一个增量的过程。

森的正义观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一个行动纲领，一份社会进步的路线图。它的魅力不在于理论的精妙，而源自力量的充盈。可是有时候我还是难免会猜测，假如森生活在今日之中国，他对正义的论述还会不会如此有力。也许，人们的确可以从不正义中理解正义的必要性。问题是，他们或许在不正义中寻找别的东西！

以我生活的城市为例吧。在这里，一种长期存在的、灾难性的环境就使得人们根本来不及思考什么叫正义。成都市是中国著名的“尘都”，空气污染十分严重。据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32个省会城市中，成都的空气质量名列倒数第7。与此相关，成都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非常高，已成为成都市民的第二大死因。今年成都的空气质量愈加恶劣，污染指数动辄150以上，可达北京、广州等地的数倍。5月份空气污染指数曾经飙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500，居全国之冠。最近几周，污染指数也徘徊在150至200之间，并占据着全国大城市污染程度的榜首位置。

空气质量持续恶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政府的作为。毫无节制的城市扩张，永不停歇的市政工程，把整个成都变成了一个365天都不会停工的大工地。刚建没几年的立交桥拆了，重建数座更宏大的；前年完工的人行天桥拆了，再建一批三层结构的；道路中间的绿化带拆了，以便更多的汽车通行。一环路整修了就扩二环路，二环路搞完了就补三环路，三环路完事了又重修一环路。地面稍有平整成形的可能，地下又动工了——数条地铁线工程同时上马：抽水、钻探、掘进，据说2015年之前难以完工。政府还负责地在各种工程的围栏上印好口号：“今天的麻烦是为了明天的便利。”似乎就算你今天因污染死于肺癌，明天依然有无可置疑的重要。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人的注意力有限。当一个灾难将其它重要的事物排挤到视野之外，人们的选择必然显得既不理性，也不客观。我想各地环保事件愈演愈烈，原因即此。

在这点上，我认为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见解要高于罗尔斯和森。森认为，无论是促进社会的正义还是维系个人的良善生活，自由、权利、能力、机会、收入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资源或物品，即罗尔斯所谓的“primary good”（基本品）。但在纳斯鲍姆看来，即使真的拥有这些基本品，人们也未必能过上良善的生活。因为，除了基本品，还有一些不受自己管控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例如个人生活的外部条件：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还有每个人的寿命、身体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这些因素并不决定人们的生活是否良善，却影响着良善生活的稳定与牢固。纳斯鲍姆把这些因素统称为“运气”。她认为，因为难以左右的运气，美好生活注定是脆弱的。（《善的脆弱性》）

如果觉得自己厄运连连，人们就会孤注一掷。如果未来肯定有巨大的损失，那么完全的解脱就很产生诱惑。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往往冒着事情变得更糟的巨大风险，去换取避免肯定损失的一丝希望的根本原因——尽管这种心理常使得匡复正义的行动演变为不可预知的事件。

然而一旦濒临绝境，这个社会中最理性的人大概也会产生赌徒一般的危险期盼吧？除非在不正义的现实中，的确还葆有正义的前景。
edited by francis on 11/2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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